原题目:孔子南游到过宁国吗?

图文/江伟

第716期

在宁国市仙霞镇孔夫村境内,有一处与孔子相关的事迹——孔子井。据嘉靖《宁国县志》纪录,孔子井在孔夫关下,“相传夫子游吴时所凿”[1]。孔夫关建于南宋初年,“因夫子入吴时适此,故名”[2]。在宁国城区,又有夫子堂。正因为有这些遗迹,明人邹守益才说:“宁国虽僻,固吾孔圣过化之地也。”[3]

在当下,由于传统文化的兴起,各地日益重视内陆文化资源的宣传和开发。作为孔子遗迹的孔子井、孔夫关自然也受到了宁国市各界的重视,宣传先容孔子井、孔夫关的文章甚多。然而,孔子南游是否真的经由宁国呢?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,对这一问题略加论述,以期抛砖引玉,揭开历史真相。

对于孔子周游列国的事迹,《史记•孔子世家》是古代文献文籍中纪录最系统的篇章,也是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最为可靠的资料。据《史记》纪录,“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”[4]。也就是说,孔子周游列国前后达14年之久。在这14年中,孔子经由的国家有卫、曹、宋、郑、陈、蔡、楚等国,行经的门路大致是曲阜——帝丘(今河南濮阳)——长垣(今属河南)——帝丘——陶丘(今山东定陶)——夏邑(今属河南)——商丘(今属河南)——睢阳(今属河南)——新郑(今属河南)——宛丘(今河南淮阳)——上蔡(今属河南,亦说新蔡,今亦属河南)——负函(今属河南信阳)——宛丘——帝丘——曲阜。可见,孔子游历的国家大要在今河南省境内,不可能到达远在东南的吴国,自然也不会经由宁国。后世史家对孔子周游列国的事迹及系年虽有争论,但对孔子游历所到达的国家照样认同《史记》的纪录。

既然孔子南游没有经由今宁国境内,那么,宁国境内的孔子遗迹又是怎样泛起的呢?笔者以为,这是后人附会出来的。孔子去世之后,在孔门门生中便泛起了孔子崇敬的征象。到两汉之后,随着儒学官方化,孔子崇敬也随之推广到天下。宋时,科举制度不停被官方强调,甚至成为寒门子弟上升的唯一途径,孔子崇敬则进一步生长。孔子遗迹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附会出来的。

对于宁国境内的孔子井、孔夫关、夫子堂等孔子遗迹,明嘉靖二十八年(1549)宁国知县范镐在纂修《宁国县志》时,便撰写了《孔迹辨》一文举行反驳。他以为,宁国境内的孔子遗迹乃“风之也”[5]。也就是说,这是盛行教养的效果,是推衍、附会的产物。接着,范镐进一步剖析了孔子未至宁国的理由。他说:

然曷取衷乎?曰《世家》。吴伐越,堕会稽专车之骨。吴使访诸夫子,吴越人斯知有贤人矣,而夫子未始至吴。……若言偃之学,得其精髓,地异而道同,那时因风之尔矣。偃之乡,今姑苏也,而苏、宁咫尺,未始弗风之也。葛洪殊道,丹之井遍天下;公输小技,班之制袭古今,传远近,比比冒而名之者,风斯盛矣。洪、班犹然,何有于孔氏哉?予昔上会稽探禹亢[冢],耸然凌风驾岳,有睹河洛思禹功之意。禹往矣,曷故哉!亦风之也。兹游于巷,于关,于井,固弗病夫冒者之俑也。……其弗固也夫!其弗固也夫!

归纳起来,理由有三:其一,孔子事迹应当依据《史记•孔子世家》。《史记》未言孔子南游至吴,自然也不会经由宁国。其二,孔子的学生言偃是姑苏(今江苏苏州)人,宁国境内的孔子遗迹或与言偃在南方流传儒学有关。其三,附会而生的名人遗迹许多,如各地的葛洪、鲁班遗迹和今绍兴境内的禹陵都是云云,更何况孔子。遗憾的是,这一载于嘉靖《宁国县志》的文章却被忽视,甚至被斥为谬论,“是主观想象,缺乏事实依据”[6]。

清代历代宁国府县志对孔子游吴也多有辨驳。嘉庆《宁国府志》在先容孔子井时弥补说:“《史记•孔子世家》及《家语》等书,孔子并未尝入吴,旧志所云已属无稽,而以此为在此凿井,犹为附会不足信。”[7]同治《宁国县通志》则以为“未确”[78]。民国《宁国县志》也说:“此短书杂记之谬,孔子未尝至吴地。”并进一步推断,孔子井的泛起或与子贡入越有关,“后人希圣钦贤,因之记入,亦未可知耳”。[9]可见,宁国地方志都不以为孔子有入吴之游,现实就是否认孔子有宁国之行。

孔子是否到过宁国,要害在孔子南游是否至吴。在古代文籍中,确实有孔子至吴的纪录。东晋葛洪《抱朴子•内篇•辨问》便有孔子至吴的纪录,其文曰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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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王伐越以治宫室,而于合石之中,得紫文金简之书,不能读之,使使者持以问仲尼,而欺仲尼曰:“吴王闲居,有赤雀衍书以置殿上,不知其义,故远谘呈。”仲尼以视之,曰:“此乃《灵宝》之方,永生之法,禹之所服,隐在水邦,年齐天地,朝于紫庭者也。禹将仙化,封之名山函之中,乃今赤雀衍之,殆天授也。”

文中提到“吴王伐越以治宫室”,则此吴王当是夫差。玄门经典《灵宝要略》、唐人陆广《吴地记》、宋人李昉《太平御览》、明人蔡升《震泽编》皆载有此事,然吴王却换成了阖闾。二者相互矛盾,可见此事不可信。更何况,文中另有“赤雀衍书”之语,已近乎神话传说,不可能是真实的历史。

在古代文籍中,另有孔子与越王勾践会晤的纪录。据《越绝书》说:

句践伐吴,霸关东,从琅玡起观台,周九里,以望东海;死士八千人,戈船三百艘。居无几,躬求贤圣。孔子及门生七十人,奉先王雅琴治礼,往奏。……孔子有顷到越,越王曰:“唯唯,夫子何以教之?”

东汉赵晔《吴越春秋》也载有此事。文中既然提到“句践伐吴,霸关东”,则此事当发生在勾践灭吴之后。勾践灭吴在公元前473年,而孔子却在之前的公元前479年去世,则孔子拜会越王勾践一事是不可能存在的。

可见,无论是孔子游吴照样孔子拜会越王,都不是历史真实。由于年代久远,一些资料在辗转流传的过程中妄相庞杂,不尽可信。早在先秦时期,就有人假托孔子的言行事迹(见《荀子•儒效》),这就需要研究者对史料的真伪举行鉴别。

有学者凭据史料的可信水平,把与孔子有关的史料分为三大类:第一大类是基本可信的史料,主要有《论语》类文献、孔子遗著、经孔子整理的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、孔子所述其他历史文献、《春秋》三传中的有关文献、先秦儒家子书和《史记》之《孔子世家》《仲尼门生列传》;第二类是对照可靠的文献,包罗先秦两汉诸子、先秦两汉史志和汉代传记;第三类是大致不可信的史料,有《庄子》《列子》中的有关史料、纬书中的有关史料和魏晋以后文献中的史料。

他又特别强调,《国语》《战国策》《世本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越绝书》《东观汉记》《吴越春秋》《习惯演义》等先秦两汉史志保持了不少孔子言行史料,“其中除《史记》的《孔子世家》和《仲尼门生列传》是司马迁经由认真研究,专门为孔子及其门生撰写的传记外,其余大致出自时人之口和种种听说,泉源庞杂,难免鱼目混珠。”又说:先秦两汉文献未载之史料,“蓦地泛起于魏晋以后文献者,多属空穴来风。”[10] 其说甚是。

宁国境内的孔子遗迹,其文献依据或许就是《抱朴子》等书的纪录。当今,宁国内陆学者在论证此事时,主要依据了两则史料。一是北宋乐史的《太平寰宇记》。该书“宁国县”条目下纪录:“县南一百一十里,按吴地志云:旧属吴兴郡安吉县南界,道旁有小井,乃是孔子入吴时凿此井,今属宁国县。”一是鲁迅的《古小说钩沈》。集中写道:“安吉县西有孔子井,吴东校书郎施彦先后居井侧,先云:‘仲尼聘楚,为令尹子西所谮,欲如吴未定,逍遥此境,复居井侧,因以名焉。’”鲁迅的资料泉源于南朝时期殷芸的《殷芸小说》一书。[11]孔子凿井并居井侧一事,先秦两汉文献皆无纪录,蓦地见于《殷芸小说》和《太平寰宇记》,可信度极低。

实在,记述宁国境内孔子遗迹的文献自己就有诸多不通之处。种种纪录虽然有详略之分,但都以为孔子自楚入吴,经由今宁国市仙霞镇时,凿井并居井侧,遂有孔子井一迹,后由此推衍出孔夫关、孔夫村等迹。

倘使真云云说所言,孔子有入吴之举,则其目的一定是赴吴国首都姑苏(今江苏苏州)面见吴王,为何绕道经由今宁国、安吉交接之地?孔夫关现在是宁国前往安吉的必经之路,然此地崇山峻岭,阵势险窄,春秋时期有行车的官道吗?孔子自楚入吴,其游历的门路又是怎样?他是从那边行至宁国的?孔子口渴,何至于凿井取水?孔子周游列国并非周游山水,而是要推销其政治理念,为何要在井旁结庐栖身?另外,春秋时期的孔夫关是虎豹出没之地、瘴疫盛行之区,孔子真的喜欢在这样的地方栖身吗?这些问题都无法回答,也说明这里的孔子遗迹不可能是孔子真迹。

实在,不独宁国境内遗有孔迹,在长江流域许多地方都有孔迹遗存。例如,江苏南京市高淳区境内的游子山、儒童寺就与孔子有关。据载,“游山,县东三十五里,……一名游子山,相传孔子适楚经此,故名。”[12]又云:“今溧水县南七十五里有儒童寺者,本孔子祠。以孔子适楚经此,故祀之。”[13]安徽南陵县境内也有孔子遗迹,“吕山,县南六十里,淮水之源,上有石室,下有孔子书院故址,俗传孔子适楚道此。”[14]若孔子南游确实到过江南一带,则途经高淳、南陵、宁国三地必在同时,然三地的地理位置却呈三角形,基本不在统一门路上。另外,高淳、南陵两地的方志皆言“适楚”,而宁国方志却说“游吴”,游历偏向也无法统一。之所以泛起云云难以明白的征象,只能有一种可能,那就是孔子基本就没有到过江南一带,高淳、南陵境内的孔子遗迹也是当地人附会的产物。孔子不可能经高淳、南陵适楚,也不会经宁国游吴。

综上可知,孔子南游并未至吴国,也就没有途经宁国市境的可能。宁国境内的孔子井等遗迹,是后人凭据不可信的史料和历史传说推衍、附会出来的,孔子并未经由其地。然则,这些遗迹的发生却反映了宁国人对孔子的崇敬,对文化的憧憬。具体来说,这些遗迹的泛起当在唐宋之际。唐安史之乱后,北方战乱,经济、文化中心最先南移,江南一带人文蔚起,大量孔子遗迹的泛起正是这一文化征象的反映。在现代,宣传孔子井、孔夫关这样的历史遗迹,对推动宁国历史文化的生长具有重要意义,但不能以历史传说叙说地方真实历史。

参考文献:
[1]嘉靖《宁国县志》卷二,《宫室类•事迹》,1987年点校本,第118页。
[2]嘉靖《宁国县志》卷一,《地舆类•关津桥渡》,1987年点校本,第60页。
[3](明)邹守益:《宁国县志序》,见嘉靖《宁国县志》卷四,《艺文类•士翰》,1987年点校本,第195页。
[4](汉)司马迁著:《史记》第2册,北京:中华书局,2011年点校本,第1731页。
[5](明)范镐:《孔迹辨》,见嘉靖《宁国县志》卷四,《艺文类•士翰》,1987年点校本,第221页。
[6]高生元著:《宁国拾遗》,北京:民众文艺出版社,2010年版,第186页。该文厥后删除了此论,并编入《古邑宁国》(北京:中国文史出版社,2014年版)一书。
[7]嘉庆《宁国府志》卷十三,《舆地志•事迹下》,合肥:黄山书社,2007年点校本,第1060页。
[8]同治《宁国县通志》卷一,《舆地志•关津》,合肥:合肥古旧书店,1960年影印本,第27页。
[9]民国《宁国县志》卷一,《舆地志•关口》,合肥:黄山书社,2008年点校本,第299页。
[10]林存光、郭沂著:《孔子评传》,北京:中国社会出版社,2010年版,第179—183页。
[11]高生元著:《宁国拾遗》,北京:民众文艺出版社,2010年版,第184页;高生元著:《古邑宁国》,北京:中国文史出版社,2014年版,第139—140页。
[12]光绪《高淳县志》卷三,《山水志》,光绪七年(1881)刻本,第1页。
[13]光绪《高淳县志》卷十五,《事迹志》,光绪七年(1881)刻本,第11页。
[14]民国《南陵县志》卷五,《舆地志•山水》,民国十三年(1924)铅印本,第2页。

(作者系宁国中学教师,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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